议员、官员的个人腐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

第一，对应于法的第一层涵义（lex、loit、gesetz、legge），违法是指对成文法规范、具体的规定或规则的违反。在将过失作为不法性要件的行为不法说中，以行为的客观违法作为推定过失的条件，从而实现过失认定的客观化。

）[x]参见叶百修：《国家赔偿法之理论与实务》，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ii]参见朱新力：《司法审查的基准——探索行政诉讼的裁判技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1页。行为不法说将缺少合理的注意增加为不法概念的组成部分，不法意味着过失的存在。[xxxv]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层面上，违法所发挥的对行政行为效力的评价功能主要体现在类型化的违法行政行为为合法性审查提供判断基准的过程之中。[iv]日常生活语境中的违法通常被理解为违背法律、法令，不法则理解为不守法、不守法令，两者涵义不存在根本区别。

违法行政行为的形态十分复杂，显然无法将所有的违法行政行为都完全归结于对行政法上注意义务规范的违反。但侵权法上过失客观化机制中的客观违法是指行为人对客观注意义务规范的违反。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做过包罗万象的满铁调查。

里正将20余件民户手实连帖，在户主名下注明政治身份、是否课户（纳税户）见输（不享受免税待遇，照常纳税）。战争创伤初愈之际，国家常向无地贫民分配土地，既救济贫民又补充财源。[62]土地这一独特的物，因其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而首先得到认证，它的各种特征首先纳入国家的视线。食货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2-35.[30]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45.[31]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19-20.[32]《隋书。[19]《周语》：宣王即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

二、现代中国认证体系的重建无论从典籍转述、信史抑或考古发现，还是从认证能力的事实与规范两个维度及其制度的历史连续性来考量，古代中国的身份、财产、福利、社会经济认证一直领先于包括西方前工业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有认证的国家与无认证的国家，有适度的强认证能力的国家与在认证能力上存在事实或规范缺陷的国家，将在这些事关个人福祉、人心安定与政治认同的国家事务上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夏官司马》：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度邑》：维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

[41]清朝以保甲制度取代明朝里甲制度，[42]解决了户口数的真实性问题。[58]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相继进行了1953、1964、1982普查，才真正摸清了人口家底，并自1990年起开始十年一次的定期普查。这幅认证制度的理想蓝图并不纯为空想，它对中国历代认证政治实践有直接影响，集人财物行事认证于一身的户籍、以赋税为目的的地籍、上计财政制度以及姓名制度，都本源于此。[11]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179-215.[12]度量衡，参见《周礼。

秦亡而其制存，认证成为汉代国家的基本职能，成为官吏的基本职责，认证的真实性、准确性受到极大重视。2、地籍制度：单独的财产认证土地是国家认证的重要对象，《周礼》中的理想认证制度设有专门机构、专门官吏调查土地及其物产并划分等级、制定土地图册。

明朝恢复了全国统一的定期身份认证制度，身份主要有三种：纳税人身份、士兵身份和役民身份，这是人类历史上现代认证的开端。[61]1979-1986进行了第二次全国土地普查，基本查清全国各类土地面积、土壤类型、数量、分布和肥力等情况。

[16]福利与社会经济认证的长期实践表明，中国的古代认证比其他国家更为成熟、更为制度化，工业化国家在近代才开始出现这些认证类型。问》第2、4-6、22、24、26、27、30、33、35、41、42、43、45、52、53、54、58问。参见李植泉：《人口统计》，台北正中书局，1967：14.[59]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二元户籍管理结构的形成过程，参见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10.[60]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232-233，256-258.[61]许牧、张小华主编：《中国土地管理利用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113-116.[62]许牧、张小华主编：《中国土地管理利用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136-137.[6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工作现状》，1984年3月。秦开创了以民众自实为基础的国家认证格局，认证的真实性、准确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关注。[58]第一次为了解台湾人口状况。周本纪》：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

社会经济认证由司市[12]、质人[13]、疾医[14]掌管，依据九种社会分工划分人口，将流动人口登记入册，[15]并要求邦国和都鄙按照十二种职业登记人口。萧相国世家》：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地官司徒》：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去强》曰：举凡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所谓十三数为：境内仓口之数。

为了避免里甲制变动，洪武二十四年将黄册编造重点转变为：按年龄顺序登记可服劳役的十岁以上男孩，人口登记重点转向财政赋役。凡办理选举，实行清乡，及筹办自治时期，各县辄闭门造册，任意浮报，以致弊窦百出。

[37]元代赋役繁重，人民大量逃亡，户口数并不准确。增大有效认证的空间，缩小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食品药品工程质量、道路交通安全等等社会经济事务规管上的认证失灵，这些国家治理的基本任务，要求中国的现代认证体系尽快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起来、全面起来、有效起来。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古今中西之别。[55]以救亡图存为最大使命的中国，已经无法开展全国定期人口普查。

蕴含在荒政之制中的福利认证，也是中国古代认证的独特之处。[51]明万历八年至十二年，进行了历时四年的第二次清查丈量，土地面积增加两倍多，并按新土地面积以万历八年前各地原定税额均税，绘制了新的鱼鳞图册，一直沿用至清朝。

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的籍账，已包括按户登记户口、受田和交租的户籍以及受田、租调等统计帐册。稳定的财政来源、劳役供给和兵源补充，离不开针对人、财、物的真实、准确的认证，离不开对人的身体特征、社会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细致关注。

[34]但是，由于外患频仍、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南宋常常一二十年不登记户口财产。大地主为规避差役科率将人口财产分为诡名挟户（把一家人分为二三十户），官户则按阶官和职官分为几户。

文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作者承担。天官冢宰》：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甲长每年承担收税、登记人口增减以及充役当差任务，每十年轮流一次。八观》所描绘的认证制度也很全面，身份、财产、福利和社会经济认证在可操作层面成为国家的基本职能。

现代认证比古代认证拥有更多的沟通技术和社会条件实现这个制度设想，现代国家也比古代国家更需要借助这些技术条件完善现代认证，实现国家的基本目标、履行国家的基本职能。[45]何炳棣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开始，历代土地数字都是地主、农民自己申报的，一般不是政府实测的。

每年手实之际，各级官吏负责登记辖域各户人口、年龄、性别、相互关系及田亩，并将其财产分为九等。[48]单独的财产认证越来越必要。

[14]死因登记，参见《周礼。[28]两汉时期认证的真实性、准确性很高，尤其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和各地人口、土地数，涵盖西域都护府辖区的户口、应服兵役者和土地数目，颇受后世学者称道，[29]堪称古代认证的典范。